【导读】当地时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口任何技术、产品。公告称，中兴通讯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控中兴通讯违反美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这次禁运制裁，推高了国内对芯片产业的反思浪潮。
中兴通讯事件再次暴露出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软肋，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芯片远不能自给自足。
可以预见的是，如若核心元器件不能及时到位，中兴将面临巨大危机。与此同时，业界、学界乃至全社会亦有担心，在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兴通讯是否只是开始？
美国以解决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问题为名发起对华贸易制裁，其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质已渐为清晰。在这种压力和遏制下，芯片国产化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4月1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在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生存还是死亡，面对禁‘芯’，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怎么办？”的特别论坛。
“芯片的研发和生产水平反映的是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可怕的不在于差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掌握主动权。”中国工程院院士、CCF名誉理事长李国杰反复强调，追赶需要时间，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不是没有希望。
呼吁最多的是，中国对于自主研发元器件的推广利用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要给国产芯片试用和迭代的机会。李国杰，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龙芯处理器负责人胡伟武，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秘书长杜子德等均在发言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从长远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绕不过去的关卡。多位与会人士指出，国内计算机专业过于注重应用轻视基础教育。胡伟武一针见血道，中国2600多个计算机专业点，都在教怎么用计算机而不是教怎么造计算机，就好像一个汽车专业只教出了一堆驾驶员。
据官方介绍，CCF成立于1962年，是中国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学术团体。CCF YOCSEF是由CCF于1998年创建的系列性专业性活动，由来自全国有社会责任感、有激情、有思想的青年学者、企业家及其他各界青年精英参与策划与组织。
如何看待中兴通讯事件
中兴通讯事件是中美贸易争端升温的一颗子弹，但又绝不是单纯的贸易事件。
王加莹曾在中兴通讯工作16年，如今是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开发、国际保护和市场运营。在他看来，中国产品走向国际的过程，也是理解和利用WTO原则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兴通讯遇到的情况只是贸易壁垒的演化。
“知识产权法律和反垄断法律的运用，不断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是知识产权上的限制，中国企业通过发展技术、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等已经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
2014年，华为和思科发生标准专利之争，最终美国运用了本土反垄断调查；2015年，国家发改委认为高通滥用标准，对它作出大约61亿人民币的行政罚款；转年，2016年，美国对中兴通讯展开调查，最终下了大约62亿人民币的罚单。
杜子德指出，不能将中兴通讯事件简单视作贸易摩擦，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实力较量。当中国的硬件平台、软件平台都没有实现自主可控，别人就可以“蹂躏”你。
他提到，美国对华遏制早有预兆：3年前美国对中国超级计算机实施芯片禁运；七八年前微软以黑屏手段对付使用非正版系统的中国消费者；美国AMD曾表示要把技术转让给中科曙光，但被美国政府制止。
胡伟武主张现在应当抛弃幻想。
在他看来，俄罗斯和日本都是在GDP达到美国70%的时候受到打压，中国在去年GDP达到了美国的70%，目前发展形势还不错。“放在大背景下看，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弃幻想。恐怕过去确实有点麻痹大意，认为做的不如买的、买的不如租的。”
要耐心要坚定
“很多人希望我们的芯片企业可以很快扭转这个局面。我想说，大家要有耐心。”李国杰语重心长。
他谈到，中国高科技企业不可能一两年就能“翻身”，就能解决核心技术的研发。因为，芯片的研发和生产水平反映的是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
“尤其在芯片制造工艺上，我们和美国的实力差一代到两代，我们现在能做到14nm工艺，且工艺还不是很完整，而国外已经做到了10nm到7nm。”
“但可怕的不在于差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掌握主动权。”他说，“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到这个水平。我们曾努力过，但过去几年，差距并没有经过努力而缩减。”
问题不全在企业。李国杰表示，芯片设计制造有大量基础性的技术，从设备、配套到软件，尤其是经验，都需要长期积累，不是砸钱就能够解决。
一方面积累不够，另一方面政策也时常摇摆。
李国杰谈到，国家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投入正在加大，但在民用芯片上，过去的政策不是很坚定。“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来成果的，需要长时间支持，而不是两三年看做不出来就换一个方向、换一个队伍，甚至调整制度。”
杜子德对过去的一些政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长期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对核心技术和平台重视不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李国杰等人还呼吁要在政策上对国产芯片的使用予以支持。
“不要说‘你什么时候做得跟国外一样好了再用’，只要做出来就鼓励使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都是用出来的，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说。
被称为“龙芯之父”的胡伟武表示，中国的集成电路发展要有试错机会，对于自主研发元器件的应用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好多瓶颈不在工艺上，不在技术上，而在技术和市场的迭代上，要发现问题才能改进问题。”
杜子德形容中国没有打好市场牌。
他指出，产业链的形成需要靠市场推动，中国那么大的IT市场，但还是把软件硬件应用市场拱手让人。没有市场就不能优化技术和产品，没有市场芯片人才只能改行。
要加强计算机基础专业人才培养
对于人才培养政策的反思也引起了在场人士的共鸣。
在李国杰看来，中国芯片研发和制造人才以及培养单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远不及应用类计算机专业的发展速度。胡伟武形容中国产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极不匹配。
原因何在？
从专业设置看，计算机专业对于系统结构和芯片方面的培养能力较弱；从待遇上看，芯片研究人员的收入较从事人工智能等应用类领域研究的低不少；而在人才考核机制上，因为芯片研究领域发论文难，研究人员在各类人才评选中处于劣势。
胡伟武举例说，国内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在使用java编程，会使用java的工程师数以百万计，但研究java虚拟机技术的人才到现在也只有几十人。
“中国2600多个计算机专业点，都在教怎么用计算机而不是教怎么造计算机，就好像一个汽车专业只教出了一堆驾驶员。”他说。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浥东也有亲身经历，他的学生不愿意学习系统结构。
“高校讲就业率，学生看市场预期。和系统结构相关的企业，跟那些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相比薪资待遇相差太大。”
“高校对于芯片产业的人才储备堪忧。几乎所有人都在做计算机应用的东西，而不是基础的东西。”李浥东表达了担忧。
“大学教育不光要教用计算机的人才。一个体系结构，一个操作系统，应该把这些教学体系发展起来。”胡伟武呼吁，计算机专业要加强基础人才的培养。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李国杰认为，计算机研究领域“头重脚轻”的局面要逐步改变。
中兴通讯事件的发生，将给中国的每个“芯片人”突然增加很多能力和责任吗？
曾长期在英特尔供职的何万青认为并不见得如此。
他建议，每位科技界同仁，把自己的职责做好，把一些基础性的、必须有所突破的事情做好。同时，还是应该继续推进和学会应用一些可以使用的国内外成果。
“不要激化，也不要‘挖坑’。即使是对手，你也得学习。”他说。
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的讨论未必能立刻找到现实和未来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反思本身即是意义。
“借此正好可以反思，从产业界、学界到政府，也许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杜子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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